农民交公粮换不来养老金，公职人员社保却“视同缴纳”
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后，公务员在 2014 年前的工龄被认定为“视同缴费”，退休时通过过渡性养老金兑现历史贡献的补偿。这一政策的逻辑基础是：计划经济时期，公务员的工资未包含社保预提部分，国家需履行养老契约。
当目光转向农民群体，那代曾缴纳公粮、修建水利、以“剪刀差”支撑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人群，他们的晚年却仅有百余元养老金，农民养老金与公务员差距达20倍以上，2023年分别为188元/月与3800元/月。同样的历史贡献，截然不同的制度回馈。
公务员的“视同缴费”被赋予三种合法性：财政责任由政府承担、连续工龄经人事档案确认、国家承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隐性养老契约。
然而，农民的贡献却被排除在这一逻辑之外。1958-2006年间，农民通过“三提五统”制度无偿上缴产量15%-20%的优质粮食，以实物税形式支撑国家财政和工业化积累。这种“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超1.7万亿元资金，但政策制定者将公粮严格定义为“农业税”，与社保体系彻底隔离。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固化。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建立“单位保障”体系，财政兜底公职人员的生老病死；农村则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网外，土地成为唯一的养老依托。
改革进程中，公务员的视同缴费因财政责任获得延续，而农民的贡献因“非雇佣关系”被排除在社保体系之外，国家以管理者身份征收公粮，未形成权利义务对等的契约关系。
农民在2006年告别农业税，新农保2009年才迟缓建立，且基础养老金完全依赖财政转移支付，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6.3万亿结余形成霄壤之别。
公务员群体依托行政体系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制度内渠道实现政策议价；而农民因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难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与议价能力。
这种差异在政策制定中被显著放大：2014年养老金并轨时，公务员通过“保低限高”机制确保待遇平稳过渡，并叠加职业年金形成“双保险”；而农民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代言渠道，其历史贡献未被纳入社保制度设计的考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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