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京

一、俄国惨败之中国机遇
      所有熟悉全球地缘政治史的人都意识到，此次俄国惨败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越是重大的历史节点，就越不宜使用短期的分析框架来解读，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所代表的西方所谓“知华派”精英的致命弱点。（见陆克文新书《可避之战》）那么，如何用长时段历史逻辑来理解当下时局的重大意义呢？我注意到，美国知名苏俄史专家科特金（Stephen Kotkin）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他对两位重量级的国际政治专家，即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批评，则没有得到海内外华人学者应有的重视。Kotkin认为，俄乌战争爆发，不应归咎于北约东扩，应该用俄罗斯帝国长期的行为模式来解释。

Kotkin还认为，普京的误判令俄国遭遇历史性惨败，意味着北京在内的几大文明中心，面临着历史性机遇。这是一个远比美中能否避免一战远为深刻的洞见。笔者希望以此评论，激发更多有识之士，共同应对这个重大时刻的认知挑战。

第一组问题就是，俄罗斯帝国的传统从何而来？与中华帝国的传统在历史上和当代又有何关联，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今日的文明危机？我未及读Kotkin的相关著作，但注意到他多次强调了“欧亚大陆”这一关键词。新大陆发现前，地中海世界与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所在，而横跨欧亚的北方草原，正是俄罗斯帝国崛起的舞台。历史上，这个舞台的主角，即游牧民族，借助骑射技术，形塑了轴心时代以来数千年的文明大格局，直到西方海权开始称霸世界。因此，要理解俄罗斯帝国、乃至东西方文明大格局的历史演变，需要理解草原民族如何形塑了几大文明的帝国传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格局。而这个问题，触到了汉字文明的痛处。

我的理解是，早在青铜时代，人类就通过水路把地中海世界与南亚和东亚的古文明联系起来了。东亚的长江流域得益于这种格局多于北部的黄河流域。但骑射民族从北入侵，开启了华夏文明军事、政治北强南弱的长期格局，而秦汉以来大一统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治理传统，既是这一格局的产物，也为延续这一格局构筑了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辛亥革命以来的俄中关系，是这一传统格局在现代世界的展开。马上民族向欧洲和两河流域的挺进，塑造了不同于东亚的帝国传统。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地中海和北海的海权文化没有被摧毁，而是演化成对抗陆权文化的重要资源。没有这个资源，就不会有现代世界的诞生。

当然，华夏文明不是没有借助南来的海权文化逆转政治被北方陆权文化主宰的机会，但南宋，大明和大清，乃至民国，都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其中道理，需要史家系统梳理，而完成这一使命的知识和技术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此次俄国之惨败，我认为终结中华帝国专制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条件也完全成熟。今日中国不仅完全有机会制止俄乌战争发生，也有实力促成和平，这是世界广为接受的事实判断，但习近平以一人之力，不仅促成了战争，更让世界陷入对热核大战的恐惧之中，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正在扮演一个从未扮演过的枢纽角色，风险之大，显而易见，但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机遇？我将在下篇评论加以阐述。

二、谁是当今世界之乱源？
        一周来，普京的侵乌战争必将以惨败告终之大势，更加明显，而习近平在普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狂赌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得到更多消息支持。这意味着，世界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俄国的惨败，很可能把这两个大国独裁者的私下结盟，从权欲驱动“升华”为“使命”驱动，令普京在习近平的支撑下，更无所顾忌地做困兽斗，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普京说：“没有俄罗斯，还要这个地球干什么”。俄国民意支持普京，竟然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折射了俄罗斯强悍性格中一直就存在的自杀倾向。问题是，习近平用什么逻辑说服自己和国人，把中国的命运与普京的“帝国梦”绑在一起呢？习近平有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一是他有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个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和中国的命运与普京绑在一起，是为了一致对抗美国的霸权，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我相信，以中国文化“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主流偏好，少有国人愿意和习近平一道为普京和他的帝国梦殉葬，但是，中国的“皇权”与奴才文化帮了普京大忙，让普京绑架了习近平，从而绑架了中国。

当然，不能完全用对“今上”的畏惧来解释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海外华人中存在的强烈反美倾向。他们认为，习近平的信念内含着这样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美国是世界秩序的警察，所以当今世界秩序的危机，源头自然是美国，包括她的霸道，也包括美国自身严重的内部危机，第二，明明中国正要成为世界老大，而美国却百般阻挠，因此，美中必有一战，中国与俄国结盟反美也就不是错，相反，中俄若不背靠背，就不可能斗过美国。这一套逻辑，不仅在华人知识阶层有众多鼓吹者，在民众中也大有支持者。

这一套逻辑在中国和不少海外华人中大行其道，遮盖了这样一个其他民族看得很清楚的事实，那就是当下世界秩序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来自中国，因此，避免人类文明自我毁灭的钥匙，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海内外华人的手中。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华人看不到这一点？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需要有对人性，对长时段的历史逻辑有相当深入的知识和理解。

我长期探索和思考的一大心得，就是华夏文明与北方草原上的马上民族数千年来的交往、冲突与互构，一方面塑造了东亚帝国文明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安排，同时，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阻隔了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直接交往。这种隔断，极大地桎梏了华人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能力、逻辑论证能力、尤其是窒息了汉人对社会安排的集体想象力。结果就是，尽管中国早在明朝就有机会与基督教文明发展全面和深入的对等交往，但中国文明还是未能逃脱被北方民族的强悍性格绑架的悲剧命运。当代中国的共产革命及红色政权，是这个历史逻辑的现代重复。此次俄国侵乌战争的惨败之所以对中国和世界有划时代的意义，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普京不可原谅的战争罪行，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风险，也给中国走出文化宿命创造了空前机会。

三、北方陆权帝国主导华夏政治的历史终结
        由普京发动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竟如此神速地升级为一场决定21世纪文明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世纪之战，为所有人始料所不及。但是，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胜负及其划时代的意义已越来越清晰。此战真正的胜方，是美英代表的海权帝国文明，而败方，则是俄中轴心代表的陆权帝国文明。虽然海陆帝国文明的冲突由来已久，但若无泽连斯基关键时刻的大智大勇，两种帝国文明的对决不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发生。此前有很多人都认为，台海之战更有可能演化为两种文明的对决。

我不赞成乌克兰危机是西方、尤其是美英对俄国设下的陷阱这一阴谋论逻辑，但我承认，包括泽连斯基卓越表现在内的一系列偶然因素，让美英看到乌克兰危机带来了历史性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普京和习近平的大错，从根本上削弱俄中邪恶轴心对民主价值和自由秩序的巨大挑战。冷战结束时，不少人同意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即对民主和自由的全球性挑战已不复存在。现在看来，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文明冲突的忧虑体现了更深刻的历史感。可惜当时的历史研究，尚未能讲清楚文明冲突的历史逻辑。最近，一位美国学者对地中海世界海权与陆权冲突的研究成果，给我很大启发。（见《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海权文明兴起于青铜时代的地中海，并通过海路贸易从红海和印度洋延伸至东亚，但欧亚大陆北方草原骑射民族之兴起，加速了陆权帝国的竞争与扩张，在冶铁技术取代青铜之后，骑步兵支撑的陆权帝国之竞争与扩张，逐渐主导了各主要文明的疆界及政治秩序的演变。现代世界诞生前的文明大格局，很大程度可由此得到解释。不过，让人不大容易理解的是，被陆权文明逼到欧亚大陆西北角岛屿的海权文明若失去活力，现代世界并不会诞生，因为自由的政治秩序，不会从陆权的帝国文明中内生出来。

就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而言，海权文明高于陆权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陆权文明就不会抵抗，也不意味着海权文明必然一统天下。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陆权文明对抗海权文明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同归于尽，这正是支撑俄中邪恶轴心的一个恐怖逻辑。就天性而言，多数人容易被海权文明的自由秩序所吸引，因为漫长的史前人类，社会多是自由的。此次俄国惨败会强化人类回归自由社会秩序的大趋势。

在北方马上民族兴起之前，华夏文明的基调是多元自治，社会是自由的。秦汉以后编户齐民政治一统的帝国传统，与来自北方的军事和政治强势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个长时段的历史逻辑在现代的表现，就是苏俄主导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虽然多元自治的共和也曾一度成为精英的主流认知，但毛泽东在数月内就从湖南自治运动的先锋，摇身一变成为中共一大代表。这个史实表明，只要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陆权帝国，中国就很难选择自由的政治秩序。华夏南方虽有海洋与海权文明相通，但在北方的强势之下，海权文化难有政治空间。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崛起，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介入，输入了海权文明的营养。此次俄国的惨败终结了北方帝国对华夏政治的影响，加上海权文化在华人世界的成长，中国的自由之旅，有了全新的机遇。